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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授即使当上一个副处长,其争取学术资源的能力也会因此而提高若干倍;而先当上“长”再反过来做教授,则更容易
现在的大学像衙门,盛产学官。
学官有两种,一种是学而优则仕,先做教授后做领导,领导与教授双肩挑;还有一种是仕而优则学,做领导做到妙处,学衔自然会送上来,先做领导后做教授,同样是领导与教授双肩挑。不仅学校的院系负责人如此,连学校的党政行政官员也如此。
建国以来,虽然屡反官僚主义,但中国的行政体系依然是世界上官僚气和文牍化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无论什么样的精英,只要进入其中,大多被文山会海淹没。怎么可以想象,有人一边担任着各种名目的“长”,开着没完没了的会,提交着源源不断的报告,同时却可以在某个甚至某几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深入耕耘,做出卓越的成就?
可是事实是,凡是学官,学问就做得好,而且官越大,学问就越是做得好。这绝不是讽刺,不信的话,可以到教育部的相关网站上去查,看看各个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有几个没有官衔的。北京某些高校带有处长衔的教授,据说已经做到了大师的级别。
事实上,这些学官们近些年来,著作是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课题多,经费多,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多,抛头露面的时候更多。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已经垄断了高校学术资源的绝大部分,掌握了最大的学术发言权。对他们,想说不好都难。
这就是教授们想要带“长”的原因,因为即使是一个副处长,其争取资源的能力也会因此而提高若干倍。尽管带上“长”之后,资源有了,时间却没了,看书的心情都不见了,可是学术地位却会见风看涨,各种学术头衔都会纷纷落到你的头上。自然而然地,连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像个大师了。某海归回国后,担任某高校副校长,研究时间锐减,但学术地位却陡升,高到甚至连他自己都吃惊的地步。
如今,“长”的威力和价值要远远高于教授,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中?胖,我们听说是助教类同于科长,讲师类同于处长,副教授类同于副局,到后来,助教排不上了,讲师类同科长,副教授类同副处,教授类同处长。虽然职称“毛”的同时,官阶也滥得厉害,但相比之下,还是教师贬值的更多些。
过去有一则民间传说,说是唐朝的卢杞,曾遇仙人,仙人给他两个选择,一是上天做神仙,一是做人间富贵宰相。他开始说选择做神仙,等到仙人将要离开时,他又忙不迭地改口:人间宰相,人间宰相! 他和我们今天的人想的没什么两样。
既然教授都要巴结着带个“长”,那么已经是“长”的人,如果反过来要做教授,岂不是更容易?事实也是如此。无论这个“长”是多么的不学有术,无论这个“长”上不上课,或者能不能上课,只要他带“长”,而且还握有一定的实权,那么,各个院系还真就得买账,评职称的时候还就不敢不给人家评,不仅要评,而且还要给一级教授,因为一来人家的名额往往是从上面戴帽下来的;二来人家手中有权,教授们还指望着人家从指头缝里给自己漏点好处下来;三来嘛,今日之教授,见到领导,无论如何,膝盖总是有点直不起来。
请领导人到高校做院长的事情,近来少了,但部长、市长、书记做兼职教授、甚至带博士生的事情,正方兴未艾。学校眼里看到的,恰是官员手中权力所能给学校带来的好处,而教授们乐于捧场,也正是期待着人家指头缝里漏下的余沥。
反过来,掌握着实权的官员喜欢戴一顶教授的帽子,关键是看上了这顶帽子在社会上还有的一些光环。这种光环是在老百姓眼里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保留了一些对知识的尊重,老百姓总是善良地相信教授这种职业还是知识的象征,就像古代相信举人进士是知识的象征一样。如果这种信任也丢了,那么大家还能信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轻易地向政界和商界开放学衔的,除非个中人自己放弃原来的政商地位,进入学界。如果有大学随便把教授的头衔送人,那么它一定是野鸡大学,而野鸡大学的教授,事实上没有人会要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尽管可以买官鬻爵,开捐班,但却从来不卖进士捐举人。因为他们知道,学衔是国家的名器,名器是不能滥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