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德刚:口述历史研究态度分鼓手、枪手和杀手
近些年,口述历史在国内发展很快,已经蔚为大观。不但专业的史学、人类学工作者推出了一批口述史学成果,一些作家、新闻记者和其他学科人员也纷纷介入。从纸质媒体到电视媒体,都出现大量以口述历史为名目的文字和节目。虽然其中有一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但口述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兴旺的显学毕竟成为事实。在这方面,刚刚在美国去世的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有开创之功。
由口述者和笔录者合作记载历史,古已有之。但现代口述史学的产生,则以芮文斯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历史研究室为标志。1957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又成立了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身为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最早的研究员之一,先后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成为中文口述史学的经典性作品。
在中国大陆,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产生过不少有影响的口述笔录作品,比如吴运铎口述何家栋撰写的《把一切献给党》、陶承口述何家栋撰写的《我的一家》,但当时没有口述历史的概念,执笔者甚至没有参与署名的意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知道口述史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并且陆续读到了唐德刚先生的几部作品。唐先生的书打开了内地学者的眼界,启发了中国口述史学的自觉。它让人们知道,现代口述史学不是一种辅助性的秘书工作,而是以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历史研究。唐先生把口述历史研究的态度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在他看来,充当访问对象的吹鼓手和有闻必录的枪手都是不高明的。所谓杀手,就是要通过和采访对象的心理较量,追寻历史的真相。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在回忆往事时往往喜欢自我美化,自我粉饰,乃至自吹自擂。史学工作者往往要靠事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大量阅读相关史料,才能通过口述对话接近历史真相。他对李宗仁的采访,就充分体现了史学家的主体性。
现在,中国许多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单凭文献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局限性很大。许多重要的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许多重要的档案尚未开放,就是专业研究者也不便查阅,因而不能不重视口述史学。就读者方面而言,要想感受20世纪历史的丰富性,缺少可信的读物。相比较而言,从以细节见长口述史学中,可以更多地感受历史的丰富性。这也是口述史学在国内走向兴旺的原因。我想,唐德刚先生晚年在大洋彼岸,看到他的学术活动在中国有这样多的后来者追随,一定十分快慰�！ �
作者：丁东(系北京学者)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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