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媒体爆出北大将在科技园区的教学用地上兴建“未名大酒店”，后来北大方面急忙出来“辟谣”，称是要用该园区15%的用地建造一个酒店式的会议中心，作为国际交流的平台；其余的85%土地转换为教学科研用地后，几年来已陆续兴建了政府管理学院楼、新法学楼和光华管理学院楼，并即将兴建校医院楼、经济学院综合楼、工学院与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楼等一批教学科研建筑。

　　这样的“辟谣”，并没有使人心安。我是北大的毕业生，对老校园颇为熟悉；并在美国生活十几年，虽然足不出户，但因为泡图书馆的缘故，对耶鲁和哈佛两个校园比较熟悉，也在其间参加了一些学术活动。对比一下，觉得北大即使是建所谓酒店式的会议中心，也实在有些离谱儿。

　　学校是教学科研之地，并不是开会的地方。北大急需一个开会的“平台”，可见会议是多么频繁。这么多的会议，如果教授们要不断卷入的话，他们什么时候做学问从事教学呢？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即使需要开会，大学也是最不需要会议中心的地方。道理很简单，大学有的是教室。大部分学术会议都比较小。真正的学术交流，一个几十人的小会就已经很大了。大规模的学术会议，一般找个大会堂用一个小时“礼貌”一下，接下来就分小组开会，现有大学的设施也都能承受。第三，一般学术会议的与会者，多是大学教授，平时在校教学。他们出来开会，也是在放假期间最方便。放假正好是大学教室空的时候，正好用于会议接待。很难想象为什么还需要另外的会议设施。第四，北大经营一个大酒店，恐怕有不少商业利润。国外一些私立大学也搞经营，但名牌学校不会把这么招眼的商业设施放在校园中心，这等于砸自己的牌子。

　　其实，更令人忧虑的还不是这个酒店，而是北大校园整个的发展计划。我最近打电话向一位北大教授了解情况，根据他的描述，北大的基本建设思路是：校园主要由教学行政大楼(当然包括这个酒店)占据；周边则被学生宿舍包围，比如许多教师宿舍都要给学生宿舍让出来；教授们要搬到更外围，大部分将住到五环以外，上班可能要花费四十分钟。

　　校区建设模式并不仅仅是盖几个大楼的建筑问题，而更体现了大学管理阶层对大学的理解和办学哲学。从这个校区发展模式看，北大的办学哲学是错的，对全国的高等教育也将产生极坏的影响，需要立即刹车。

　　大学产生于1200年前的欧洲，从一开始就是个学术共同体，其原初的几个特点至今没有变，也成为西方大学成功的基本因素。所谓学术共同体，最重要的是师生共居，教学与生活空间混合。这样才能创造学术社区的气氛，加强师生的互动。后来大学不断扩张，那种小社区的师生共居模式不能原封不动地保存，但世界名牌大学都想方设法保持这一师生共居的共同体模式，这就是西方流行的寄宿学院制。这种学院制，是把庞大的学生群体分割安置到若干学院中，形成小的社区，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创造更好的“面对面”互动的条件。比如牛津大学，就有39个学院之多。耶鲁有5000多本科生，低年级的学生必须住在12个寄宿学院中，每个学院大约450名学生。哈佛也大同小异，不过不叫学院(college)，而叫House。

　　每个学院，都是一个小的独立王国。牛津等英国大学的学院独立性也许最强：每个学院在财政，教员任命，甚至学术传统上，都有强大的自主性。比如牛津的Merton学院，在中世纪就是所谓Merton学派的大本营。学院中有宿舍，教室，办公室，图书馆，餐厅，健身房等设施，并有寄宿的院长(master)和教授，和学生朝夕共处，自成一家。我在耶鲁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史景迁教授，他的办公室是在一个学院学生宿舍的地下室。上面两层是学生宿舍，第三层则是一位寄宿教授的公寓。这样的学院，就是一个教育和学术的家庭。

　　中国大学急于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模式�？上�，第一代留学生基本上都是研究生，进了一流的研究院，对这种寄宿学院制没有体验和了解。他们受国内专业化教育的塑造，出去后又面临专业竞争的强大压力，很难走出自己的圈子来深入了解本科教育。遗憾的是，这些人对“世界一流大学”狭隘的理解，严重影响了前几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使以研究院模式来规划本科教育成为主流，完全无视寄宿式学院这一根本。

　　北大校区建设的模式，无疑是对世界一流大学误解的产物，危害无穷。首先，学生的住宿和教学设施分离，这实际上就是教学与生活脱离在建筑语言中的表现。在这种环境中，学生不是用生命来学习，也难以把教室里学到的东西融入自己的生活。其次，庞大的学生宿舍区不以学院分隔寄宿，学生在过于庞大的人海中难以建立面对面的人际纽带，影响了互相的交流。最后，教授搬出校区，远程通勤，更难有时间和学生相处。如此下去，大学中人与人之间就变得日益陌生，大学更加衙门化，谁还有“坐而论道”的闲心？　(薛涌 作者系知名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