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一面放大镜，看什么和不看什么，反观的是公共舆论的选择机制。一段时间以来，媒体放大镜里至少呈现了两位教师的命运。一位是四川教师范美忠，一位是安徽教师杨经贵。这两个名字，经过网络转化，一个名之“范跑跑”，一个名之“杨不管”。它们不再是两个普通人的姓名，转而成为网络舆论标识“师德沦丧”的话语符号。

　　重复具体的事件情节，似乎意义不大。新近入列的杨经贵，在两名学生上课打架时未加出手制止，结果一名学生因诱发疾病送院死亡，而他坚持上课至课时结束，被网民称做“杨不管”。联系早前的“范跑跑”事件，全社会对于师德、师责的激烈讨论持续升级。只是朝夕之间，师德问题似乎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头号难题，不痛下猛药无以医治之。

　　已经看到的情形是，网络对“师德沦丧”问题的高度关注迅速有了结果。范美忠已经离开了所在学校，失去了他作为教师的工作机会，要重获教职，估计是遥遥无期的事情；杨经贵在事件责任尚未彻底明晰以前，已经受到停职检查和个人赔偿10万元的处理。这对一个普通教师的物质和精神打击，都已趋于极限。两位教师的去职，为高亢的师德质疑给出应答。

　　社会从中得到了什么？这是评价公共事件处理的第一个问题。范美忠与杨经贵的职业生涯，无疑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已经体现为对他们个人的奖惩兑现。而社会关切的师德沦丧是否就此获得了改善，师责缺失是否就此得以逆转，答案却并不乐观。甚至，一个相对客观的判断是，在全社会的职业类别中，并无证据表明教师队伍比其它职业更加道德沦丧；放弃个案争议，范美忠与杨经贵也并不表明整个教师队伍都已病入膏肓。

　　经由“范跑跑”与“杨不管”这样戏谑的命名，网络舆论已经表达了鲜明的批判倾向。对于师德师责问题的这种放大解读，开始呈现出对教师职业的道德强迫和精神威压。这种放大解读的取舍排序，无疑潜藏了一种隐性的不公。这种舆论选择的结果，本身表明教师群体确实弱势，而主管部门对教师的迅速处理，也隐含对网络舆论拔高师德的制度响应。

　　我们必须重视这种不公允的放大解读，对于教师职业的内在伤害。在更完整的职业权利获得保障之前，舆论不加克制的道德驱赶，只能令从业者深感逆反和内心分裂。如果我们在意真正的职业认同，而不是某种花哨的话语面具，就必须更清醒地直面现实的教师困境，而不是逼迫从业者重复那些无比正确的师德誓言。舆论对师德师责层层加码，这种选择性放大是否能很好地自我解释，是否突破了基于事实的合适批判，是否太过激进的职业讨伐？这都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现代职业体系中的教师职业，首先是一种制度标定的权利规范，其次才是一种道德标定的精神规范。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比如范美忠事件中，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是否应组织应急演习，杨经贵事件中，是否应在最终结案前给予教师更充分的申诉权利等等，舆论对这些重要的议题似乎无心多虑。相反，媒体放大镜轻快地选取了道德视角，从一个混乱背景中挑选了师德沦丧的主题。表达对教师职业的社会失落当然正常，不正常的却是对教师的权利失落没有给予同样的重视。

　　关于教育的种种争论，日渐明晰的矛盾核心，显然不在于教师队伍本身。无论是教师群体的权益状况，还是教育政策的执行现状都表明，要改善其中困境，并非惩戒一二教师所能。不顾转型时代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只对师德师责问题口诛笔伐，这既让公共讨论失之轻浮，也会伤害到教师的整体职业感受。范美忠和杨经贵事件，本身都包含非常有质地的公共议题，但在“范跑跑”与“杨不管”的话语遮蔽下，舆论本身也可能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