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地：

　　眼下内地“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在即，标志着打击腐败“从源头治理”的落实，中国内地的反贪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之中。而回归后的香港ICAC，就如一面越来越清晰的镜子，除了提供典范以外，又是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记者：回归初期，相继有来港上市的国企和民企爆出贪污丑闻，上海地产的毛玉萍成阶下囚，中银(香港)前总裁刘金宝在内地更被判死刑。这些事件会不会影响到香港的廉洁环境？

　　罗范椒芬：回归初期，两地公司的行为方式很不同。我们处理的案件大多都是1999年、2000年、2002年遗留下来的，是那时来港上市的公司“犯”下的。

　　目前这个领域大家正在增加关注，在这些方面也逐渐与国际接轨。近年来，类似的案件已经减少了。对于内地来港上市的公司，我们一样会密切接触。此外，我们还和内地证监局积极合作，向北京、上海等地上市公司介绍经验。过去3年，廉署曾为逾130间内地来港上市公司安排防贪讲座，接触超过6000名员工。

　　记者：回归以后，两地经济交往增多，跨境犯罪是否也增多了？

　　罗范椒芬：关于跨境，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如果香港人在内地犯法，那就可以当作内地的贪污案件，我们没有跨境的管辖权。但公务员就不同了。如果香港公务员在内地触犯香港的反贪污法例，我们都可以在香港控告他。

　　现在也有一些中小企业向我们反映，他们在内地做生意，经常需要给一些额外的开支做“人情费”，以使事情更快捷地被解决。这些是不是贪污我们也很难断定。

　　我希望香港的生意人不要在内地知法犯法，也希望两地政府加强沟通，避免贪污发生，不要让这些商人无所适从。

　　记者：粤港经济交往频繁，在反贪方面，有没有什么合作？

　　罗范椒芬：现在，我们和内地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从1997年到2006年，内地检察机关来港400多次，会见证人约700人，我们到内地240多次，会见证人330多人。年初时，我曾到北京等地，高检和广东省检察院对这种合作都很支持，广东方面也有人来香港交流，和我们一起制定了一个框架，希望今年能制定一份新的两地防贪资料册给跨境商人参考。

　　记者：在和内地的合作中，你觉得两地在反贪认识和做法上有哪些不同？

　　罗范椒芬：我接触的官员都是比较高层的。从反贪方面讲，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两地在法规上有点不一样。内地往往会规定一条标准线，比如多少钱以下就不做处理。但香港不同，我们是“零容忍”。比如贪污，哪怕贪再少的钱，都是错的。去年，香港城市大学一名内地博士生用一万元买试卷，被判监禁6个月。犯了事，我们要惩罚，要让她知道犯了错，但事后我们还是很宽容的，不会因为她有案底，就遣返她。城大还安排那个学生继续回学校读书，同学们也都很接受她，学校很照顾。她不了解香港法律，但知错能改就好。

　　记者：你觉得内地有没有可能复制香港的反贪模式？

　　罗范椒芬：大家的理念是相同的，都讲源头治理。但是在结构上，我认为很难完全复制。香港有香港的政治制度，权力不集中，如果要收买就要收买整个部门才可以，这样成本太高，降低了行贿的可能性。

　　记者：关于反贪，我们常说“高薪养廉”，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罗范椒芬：我认为，高薪未必养廉，但是薪酬一定要让人有一个一般的小康生活，要过得去。这只是前提。关键还是要在制度上做到透明、公平、权力分散，让人不敢贪、不能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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