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三月二十六日晚,第三十二届香港国际电影节颁奖礼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李缨(右)导演的《靖国神社》夺得最佳纪录片人道奖,著名导演顾长卫(左一)、电影演员蒋雯丽(中)等出席颁奖礼。 中新社发 武仲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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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三月二十六日晚,第三十二届香港国际电影节颁奖礼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李缨(右)导演的《靖国神社》夺得最佳纪录片人道奖,著名导演顾长卫(左一)、电影演员蒋雯丽(中)等出席颁奖礼。 中新社发 武仲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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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祭拜之地,何以成为政治表演的舞台?何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一部拍摄十年的电影,何以在日本尚未公映就掀起如此波澜?何以在日本右翼恐吓不休下,却日益受到日本各界的支持?
战争与和平,荣誉与羞耻,靖国神社背后究竟隐藏多少复杂的表情?
《靖国神社》——写给日本的一份情书
许戈辉:为什么会把这部电影称作是写给日本的一份情书?我觉得好像把一个很残酷的东西,披上了一件温柔的外衣。
李缨:你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说法。没有说温柔外衣,这种可能是我的方式吧我这个电影首先是,我重视的是一个什么,要给大家感受的空间,它不是一种对抗,简单的对抗,强暴,不是一个拳脚相加的一部电影,因为靖国嘛。靖国就是说和平国家,为了国家和平,然后它里面又是纪念死去的军人,它其实最根本的就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题目,但是怎么样才能够维持和平,怎么样才能避免战争的悲剧的这种恶性循环,我想这个是,大家看了这个电影都会想的一个问题。
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有一处著名的景点,每到初春樱花盛开时总是游人如织。1989年刚到日本留学的李缨也曾到这里赏花,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靖国神社。1993年,李缨与朋友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龙影”,租好房子才发现,自己竟然住在了靖国神社的旁边。那时,他无从得知,14年后,他将完成一部以这个“邻居”为“主角”的纪录电影——《靖国神社》。
李缨:就是因为日本战后六十多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处理,它导致了日本社会就是一种历史认识上的一种暧昧。就像我父母去日本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进入靖国神社,我是带他们去看;,因为我那时候,公司事务所就在旁边,就在靖国神社旁边。那么就带他们去看;ǖ幕,然后里面有一些军乐,然后呢也有很多人集中在一起来跳舞。
跳舞的有些这个日本的那种,穿着和服的这个美女,在拿着这个飞机的模型在往人群里面扔,说这个到台湾去,到支那去,当时看那个场面就觉得挺刺激。但是没想到我父亲更刺激,因为这个军乐里面,军歌里面,有一个他以前熟悉的,听说的,就是徐州这个,因为他少年的时候,以前是在徐州度过,那么就是徐州的这个音乐,他们同样在放,这种东西是,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刺激。另外我父亲那时候有心脏病,完全就不行了,然后就是觉得,就想躲在家里面,在外面就不想再看这个日本。
那次的靖国神社之行,让李缨和父亲--这对中国父子感到心灵深深的刺痛。
这座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庙宇,一直是日本国民心中至高无上的殿堂,它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这里的是是非非,不仅困扰中日、韩日外交多年,它那“一意孤行”的历史观更如蚕丝般纠缠着李缨缨。
许戈辉:你试图通过这个片子,要扭转人们的概念吗?
李缨:没有,我并不想说强迫地要扭转一些什么概念。我其实我这个很单纯,很简单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我说,首先我做这个电影,我是一个条件反射,因为我不舒服,我生活在日本,我有那种感受,而且我想表达一种声音,但是我发现在日本社会,你一个外国人在那里面的话,你整天跟别人辩论或者是吵架,没有用的,太脆弱,没有人重视你的声音。
许戈辉:是什么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
李缨:你比如说我会有很多这些跟,包括一些导演,大家在讨论,辩论,我在日本电影导演协会里面,
许戈辉:是唯一的中国人
李缨:对,然后就跟他们一个导演,都是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嘛,我们在一块儿开会,平常都是非常友好,很绅士,对我很亲切。忽然间说,他拍了一个电影叫《尊严》,是东条英机怎么在东京审判上面维护他们的尊严,这么一部电影,维护他们的历史跟战争的这种正义。我就非常奇怪,简直是难以想象,所以我必须得要了解他们这种想法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又怎么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因为我跟他在导演协会里面,大家开会,对谈三个小时,谈来谈去,我真的觉得我自己都非常累,觉得没有很多意义,因为我谈话的那种声音没有人会重视,而他却是通过一部电影,在日本得到了巨大的反响,票房非常之好,是一个热门电影,那你想对他们最好的一种回答,或者是最好的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拍电影,用作品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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