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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人们从对个体生命的思考提升到对整个国家命运的思考的时候，才会多难兴邦，才会凤凰涅槃

　　汶川大地震后全国各界的抗震救灾行为已经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大大改观了国家的国际形象。政府表现出诸多品质例如高效、透明和责任，社会体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巨大的凝聚力。但很显然，无论是国际声誉还是形象，这些都是中国人行为的结果，而非动机。这就是为什么当西方一些自以为仍然握有道德力量的媒体说中国政府在利用地震的机会来做国际公关的时候，我们表露出了极大的愤慨。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人民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和对生命的关爱，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自然反映而已，中国有何必要给西方人“作秀”呢？

　　“多难”推动制度完善

　　不满于他人对自己无端的指责是人之常情，但沉湎于他人的赞美更容易使人看不到自身的缺陷，从而失去进步的动力。大地震之后的赈灾行为的确彰显了中国制度体系的优越性一面，但也不能忘记了这次地震所震出来的诸多不足。

　　尽管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还没有能力来躲避像地震那样的自然灾害，但是人类有能力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灾害所带来的生命代价。在这方面，中国的制度显然还有完善的空间。例如中国仍然缺乏对建筑物质量的高标准规制。又如对地震的预报与预防还缺少一套科学的机制。所有这样的例子都显示了完善国家制度的重要性。温家宝总理近日再次考察四川地震灾情，在北川中学安置点对学生做了演讲之后，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总理所说的“兴邦”就已经涉及到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问题。

　　政府以人为本赢得赞誉

　　汶川大地震顷刻间就牺牲了数万生命。人们开始对生命本身作最深刻的思考。很自然，人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必然会延伸到对整体国家制度体系的思考。国家是所有社会成员生活其中的一个制度建构；没有了社会成员，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国家的价值存在于社会成员的生命之中。必须指出的是，这次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突起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国家(政府)把社会成员的生命及其价值凸现出来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历了巨大自然灾害之后，只有当人们从对个体生命的思考提升到对整个国家命运的思考的时候，才会多难兴邦，才会凤凰涅槃。

　　从世界范围来看，对重大事件的反思或者催生新制度，或者推动现存制度的完善。这次中国人方方面面的行为都充分指向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兴邦”和“涅槃”前景。灾难一发生，各级领导就站到了救灾第一线。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感动了国人，也感动了整个世界。同时，各方面，无论是中央和地方还是人民和子弟兵，都显现出高度的协调和合作。不过，所有这些都是表象，在表象下面则是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精神。

　　公民素质经受考验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大地震成为了公民素质的一次大检验，检验着从政府到企业、从自愿者团体到公民个体的每一个重要角色。

　　公民素质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兴邦”和“凤凰涅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公民素质的落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难以实践民主的最主要原因。

　　这次地震检验了中国公民的素质。灾害一发生，各种志愿者团体就开始涌现。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同时也参与国家的赈灾过程。

　　此外，迄今为止在关于地震的报道中，中国的媒体已经充分显示了其公共责任感。媒体的进步和民众的参与分不开。赈灾报道并非单向面的信息传送，而是媒体和民众之间双向的有效互动。在这个过程中，民众自有其判断能力。媒体如果有不公或者不合理报道的时候，民众就会出现批评声音，媒体得到纠正。

　　凤凰涅槃具备动力和条件

　　中国自清皇朝衰落以来，人民就开始了寻求“兴邦”和“凤凰涅槃”的艰苦卓绝的过程。“赛先生”和“德先生”或者“科学”与“民主”是中国先烈认同的兴邦方法，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境况的制约，“赛先生”首先进入中国，在很多科学研究和应用上已经赶上了先进国家。

　　幸运的是，经过世纪之久的反反复复，中国社会已经对民主拥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决策的科学化需要民主的支持；民主不仅意味着人民的自治和自我管理，更意味着社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只有通过社会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才能保证国家的善治或者良治。

　　汶川大地震给中国人民展示公民素质提供了机会，而公民的高素质则表明中国已经具有了“兴邦”和“凤凰涅槃”的动力和条件。

　　让我们用“兴邦”和“涅槃”的方式来告慰汶川大地震的亡灵吧！(郑永年)

　　(作者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