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29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29日发表叶蕴撰写的文章说，刘国栋教练与新加坡的乒乓“缘分”戛然而止，终止符定格在新加坡女乒团首获银牌的结点上。在管理权争议与薪酬争议的迷局里，产生了这一幕鸟尽弓藏的遗憾。新加坡女乒团的命运，何去何从？伦敦奥运奖牌，是否会成为这种争议下的代价？

　　文章摘录如下：

　　民意对于未来奥运奖牌的本土性诉求，似乎成为这幕争议的前奏与注脚。正如乒总会长李美花的表态，未来新加坡国家队中会有更多本地人才。对于新加坡而言，这比奖牌的刺激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但是，真正令“刘国栋事件”成为难以挽回的局面之根源，应该是中国和新加坡两种管理体制和价值观在新加坡的冲突，虽然目前只发生在体育领域。

　　中新两种管理体制都有其自恃的优越性：中国乒乓体育事业无可挑剔、所向披靡的成功，新加坡的行政管理体系也无可争议的卓越而高效。

　　中国教练所坚持的“技术型管理”，是带有“军事化”、“家长式”色彩的技术指导与管理控制的双重赋权。教练对于运动员包揽一切的训练思想，其潜在的科学性在于，只有对天才运动员的身心进行全方位的操控，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潜能。

　　如果运动员对教练没有绝对的服从和完全的信任，各种“魔鬼训练”就变得无法执行，因此，运动员把自我意识让渡给教练，是一种必须且最佳的选择。因而，运动员的薪金、奖惩、乃至社交、恋爱，都成为教练必须监控的对象。

　　这种管理契合中国传统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型训导关系，强调运动员和教练之间的默契与感情。典型成功的案例就有刘翔和他的教练孙海平。

　　新加坡乒乓队实际上就有中国体育管理的影子，因此就出现了类似高宁在没有教练在身后的情况下，战力大打折扣的情况。最近中国媒体报道说，冯天薇表示，她在中国职业联赛中，刘国栋没站在教练席上，她就觉得不踏实。

　　这种中国式管制，其实也明显有专制和蛮横的色彩，从权力制衡的角度衡量，有着失控的隐忧。而新加坡以雇用中国教练的方式来引入体育技术，却未必接受他们所携的管理理念。

　　新加坡式的“行政管理”建立于一种“规避最坏状况”的基础，很容易发觉这种中国式管理的盲点。天才运动员并不必然都遇到天才且负责任的教练。新加坡管理必须确保杜绝有私心、能力不足的教练对于运动员的伤害，剔除不合格教练的资格，尤其要杜绝教练权力过大而产生的不良后果。

　　当然，更根本的原则是基于权力制衡的考量：技术指导权和行政管理权必须分开。这已经牵涉到新加坡对自己本土体育事业的天然权力范畴。

　　所以，我们很遗憾的发现，原来，两种体制和价值观一直处于紧张的拉扯边缘，而非互相借鉴和融合。刘国栋所不甘心的“羞辱条款”，就是从包办一切的父母官全能角色，降格为纯粹提供技战术指导的教练角色。

　　新加坡行政体系为之设计的权责范畴，不能发挥他的管理思想和优势所长。他所念兹在兹的管理权责，或许在新加坡行政体系看来，是一种权力欲过盛的危险倾向。他所秉承的“金牌至上”的原则，更很难说能和新加坡乒总未来的本土人才战略融合。勉强留下就变得毫无意义。

　　在新加坡的行政体系内，在尊重爱惜人才的前提下，任何职位也是可以替换的。无疑，刘国栋是可以替换的，无论他对夺银的功劳是多么的大。

　　然而，如果中国的乒乓项目在未来依然强势，如果来自中国的教练和运动员依然是乒乓人才输入的最佳选择，这两种体制的矛盾，就不会因为更换教练而一劳永逸的解决。只有双方尊重彼此成功的“存在即合理”性，抛弃过度揣测彼此价值观立场的前置预设，如中国管理的蛮横弊端，或新加坡行政的技术缺失，才能有真正沟通和了解的可能。

　　而且，我们要重视两国之间的优势互补的惯性——新加坡一直担当中国的“行政管理培训中心”，而中国则一直是科技和文体领域“技术性人才输出大国”。这种惯性，令中国在某些特殊的优势领域的“管理输出”的实力，不易受到重视。

　　新加坡倡导一个开放、包容和价值观多元的社会，其谦卑的学习的姿态是它保持持续动力的优势所在。其实，两种管理思想都有其合理和优越性，关键在于，如何充分领悟彼此对“管理”的认知与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