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日前完成的研究报告《中国艾滋病防治相关政策分析》提出，目前主要的三类艾滋病流行的桥梁人群分三类，静脉注射吸毒者、商业性服务工作者和男男性行为者。我国现行政策模式主要是应对前两个人群，而对于有明显上升趋势的男男性行为者人群，现行工作模式效果不佳，寻找新的针对性办法是当务之急。

　　男男性行为者是艾滋病的脆弱人群。艾滋病1981年在美国首次出现就是在男性同性恋人群中；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美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男同性恋者；至1993年年底，美国已发现的31万例男性艾滋病病人中，62%是男男性行为者；1989年我国发现的第一例经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就是有多个同性性伴的男子；在2008年卫生部报告的感染者和病人中，异性性传播占40.4%，同性性传播占5.1%，男男同性性传播则从2005年的0.4%上升到2008年的5.1%；北京地区2008年1~10月发现报告的755名艾滋病感染者中，248名因由男男同性性行为感染，已明显高于异性性行为、吸毒感染和继往(采)输血感染的人数。

　　种种数据显示，随着性传播已成为我国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男男同性性传播也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重要角色”。

　　为了掩饰自己的性取向，多数同性恋者保持着表面上的异性关系或传统婚姻，但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同性性行为。男男同性恋的不安全性行为和多性伴的特点，使他们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桥梁人群，导致病毒在男男性行为者之间、男男性行为者与其女性配偶间传播，进而向其他人群扩散，最终使艾滋病从脆弱人群扩散到一般人群。

　　报告认为，要开展好针对男男性行为者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不能遵循政府部门作为实施主体的干预模式。

　　男男性行为者人群活动的隐蔽性强，广大的社会大众，包括卫生部门的疾病控制人员，对这个人群缺乏认知。

　　另外，男男性行为者人群与静脉注射吸毒者和商业性服务工作者不同，其行为并未违法。因此，如果沿用既有模式，依靠行政系统的强大力量，无法触及到这一人群，更无法通过强制性的措施和手段来针对人群开展工作。

　　报告指出，我国针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起步较晚，特别是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生存方式、活动特点和特殊需求缺乏基本了解：

　　第一，男男性行为人群多是以“家族”形式存在的，家族的结构犹如水中涟漪，内核部分是一对伴侣(类似异性恋人群中的夫妻)，两人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有一定的条件(主要是指场所)，且人缘特别好。在这对伴侣周围，汇聚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组成核心圈。在核心圈外，每人基于自己的人脉，又延展出更大的圈子，依此外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员，如果不了解男男性行为人群这种生存方式，不知道把核心圈中的人物发掘出来，发动起来，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第二，由于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活动特点不甚了解，许多干预措施过于简单化。以艾滋病知识宣传为例，如果简单采用类似对普通人群进行艾滋病防治宣教的方式，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大张旗鼓地宣传艾滋病，势必会给他们贴上“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双重标签，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第三，由于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特殊需求不甚了解，许多干预措施缺乏针对性。据了解，在多项有关男男性行为人群需要的调查中，排在第一位的都不是艾滋病防治，而是性病诊疗。此外，男男性行为人群中的交友、被诈骗、法律纠纷和情感纠葛等问题，在需求排序中都处于靠前的位置。如果干预人员不了解男男性行为人群的需求排序，仅强调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性，就很难获得男男性行为人群的理解和支持。

　　“所以，这个人群的问题更加复杂，我们必须寻找更加有效的方式开展工作，而这正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重大、最迫切的挑战之一。”报告主撰写人杨团说。(滕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