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权力制约的重要制度，其中关键的有两项：一项是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另一项是年终考核制度。然而，这些年来的实践表明，几乎没有一起重大的腐败犯罪案件是通过这两项制度发现的。(《检察日报》11月13日)

　　凡是在反腐败一线工作过的人都有这种感慨——总是缺少案件线索。不仅没有人提供线索，而且很多人对反腐败讳莫如深。

　　如果你从事反腐工作，就会感觉到，朋友疏远了，即使有交往，说话也很谨慎。他们担心说漏了嘴，被纪检工作者掌握后去查案，到时别人就会怀疑是他举报的！领导可能因此给他“上眼药”“穿小鞋”，不仅难以处理与同事的关系，而且对他“成长”也不利。无形中，人们趋利不愿多事的心理，把反腐人士与腐败分子隔离了，得不到一点信息。

　　其二，腐败分子已经形成一个“势力圈”，信息不会轻易透露出去。如今，腐败分子不再是“单干户”，往往有一条线，或者有一个圈，结成了一个“小团伙”。如果是一条线上的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可能涉及几个层级，这样就超出了管辖权，不能再办下去了。向上级汇报？通不过，因为，在项目和资金不得不“跑”的体制前提下，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本地区的发展，有关领导不会同意上报。

　　其三，腐败的主体是党员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是自主申报，而且又是内部监督制度，很不完善。如果一把手不坚决执行这一制度，下面的人也就会顺着前面的乌龟爬，好制度成了摆设，没有执行力，也起不到监督效果。至于年终考核制度，更是一种自查自纠式的考核方式，自己写总结，有关部门领导按程序审批一下，就装进档案了。这样软弱无力的考核，谁会把自己的肚皮露出来让别人看？

　　因此，反腐败的困境就在于，监督者的人事权和监督终极处理权在被监督者手里，换言之，监督的终极权力不是由制度决定，而是由人来决定，因而，被监督者可以要你监督，也可不要你监督。这就是为什么个别地方的反腐败总给人一种掺和着权力斗争的色彩，让人捉摸不透。反腐败之所以成了一种困局，根本原因就在于，内部权力监督对监督权力的弱化。(王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