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汶川地震中扔下学生独自逃生引发网民愤怒,并被称为“范跑跑”的原北大历史系高材生范美忠,将正式受聘于北京某教育学校,担任该校文科教研室主任和潜能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并将在中央民族大学礼堂公讲人文关怀及如何考上北大。(12月23日中新网)
消息既出,可谓 “舆情哗然”。很多人对此感到悲哀甚至愤怒,有人认为是那所被隐去了名称的学校在炒作,更有人高呼“没人性的 ‘范跑跑’就该没工作”。
显然,很多人仍然乐于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范美忠,在表达愤怒情绪的时候,都与“素质低劣”的范美忠“划清了界限”。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真诚一点,能在想象中让自己设身处地于地震现场,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不会像他们今天自认为的那般道德高尚。要求别人做圣贤是简单的,但我们自己却可能原本也是一个凡人。对于范美忠在地震那一刻的表现,说到底只是一个凡人的行为,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在一个坐公交车让座尚且需要频出怪招的国度,凡人向凡人举起道德大棒,是不是有点“五十步笑百步”?
范美忠之所以引起这么大争论,根本原因不在于其行为,而在于他那被指 “得意洋洋”的事后言论。人们用“无耻”这样的词汇来形容的,主要不是他的作为,而是他的言论。是的,屈从于人性弱点之后,非但不忏悔反而要大肆张扬并且高声肯定,对身为凡人却渴望出现更多圣贤的人们来说,确有某种“挑衅”的意味。从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社会中走过来的人们,或许一时之间无法适应这种高度个性化的价值观,于是理性辩论改为口水辱骂。
在我们的价值观中,范美忠无疑是一个“异论者”。此前我以为,我们需要思考的仅仅是:一个“异论者”有没有表达观点的权利。现在从范美忠重新就业引起的舆论炮轰看来,或许我们还需退一步思考:一个“异论者”有没有生存的权利。出现前一个问题本已经足够悲哀了,出现第二个问题则简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倒退,让人再次依稀看到了当年的“运动遗风”。
为什么我们会对范美忠重新就业感到悲哀甚至愤怒,难道范美忠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吗?范美忠并未触犯任何现行法律,也并未被剥夺任何自由公民的权利,他只不过是表达了一个与我们不一样的观点而已,重新就业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吗?当然,范美忠重新就业的单位是一所学校,这或许会让人比较“敏感”。但是,既然学校和范美忠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学校必然会对自己的学生负责,我们又有什么好悲哀和愤怒的呢?
关于范美忠有没有资格当老师,我认为,除非我们发明一种神奇的机器,在挑选老师的时候,能把每个人头脑中那些被认为是阴暗的,或者是不高尚的想法都准确地辨识出来,否则,不让范美忠当老师不仅毫无公平性而言,而且只能起到一个效果,那就是:要想当老师,首先学会虚伪。我觉得,公共话语平台上的“异论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的“异论者”都戴着一个虚伪的面具,在不为人知的背地里将自己那些 “异论”一一付诸实施,却在人面前高举讨伐的旗帜。
只要在法律的许可范围之内,“异论者”就该获得一个自由生存的空间。价值体系的进步和道德水准的提高,从来不是靠暴力打倒“异论者”得以实现的。范美忠能够重新就业并不可悲,相反却显示了当今社会的包容性;只能容许一种观点存在,即使你不同意也得虚伪点头,那种“异论者就该饿死”的社会才真正可悲。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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