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件不容易的事。权倾天下的张居正，死后徒留一片骂声；而商鞅直接被活活撕成了片儿。这两位还算是改革成功的人物，更别提王安石、康有为这些壮志未酬的伙计们，苟活着，心却已经死了。

　　韦迪上任这两个多月，是中国足球史上最为混沌不清的时代。他或许想做盘古，一斧头抡过去，清者上浮浊者下沉，足球的天公地道也就这样轻松堆砌起来。但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在这样的烂泥潭讨生活，光有利齿钢牙远远不够，需要修得泥鳅一般油滑，螺蛳一样硬朗，才有腾挪翻转的余地。

　　上任之初，韦迪一方面肃清腐败，限令足协内部交代问题；一方面提出纲领，在联赛中重拾“举国体制”。双管齐下，雷厉风行。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这三拳两脚几乎全落了空。所谓的“腐败分子”负隅顽抗，“举国体制”更是引来了一片骂声。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韦迪，很快发现了问题，于是满心怀柔，满脸堆笑。鹰爪铁布衫倏忽变招为太极推手，“入超”改作“陪练”，“竞聘”改为“挂职”，硬生生把压力卸了下来。

　　但是，争议仍然不能停止，又有人开始指摘他“任人唯亲”——这就颇有些让人意外了，汉武帝用的卫青、霍去病，都是自己的亲戚，照样追亡逐北，流芳百世。“举贤不避亲”，这也是人之常情，用曹景伟这些有口皆碑能力出众的人才，未必就比声名狼藉碌碌无为的前任们差。

　　退一步讲，此时的足协几乎已经是吮干汁水的甘蔗、布满箭镞的靶子。倘使韦迪真要提携这帮哥们儿，何苦将其拉到已成众矢之的的足协来呢？莫非还要考验这帮“水军”对抗大风大浪的能力？他们满可以继续在水上中心“举国”下去，享受着世人的赞歌和上司的嘉奖。一言以蔽之，韦迪只是在寻找那些可以和他志同道合的同类，没有左膀右臂股肱忠臣，谁也玩不转。荆轲要不是弄了个色厉内荏的秦舞阳当副手，估计大可能一击得手，战国历史就要改写了。

　　回头说起“韦举国”的称号，似乎也有些扣帽子的嫌疑。韦氏还在水上中心的时候，在绝对的举国体制之中，搞出了“奥运舵手”这个走向全民的市场行为，当时赢得了一片喝彩。可见他并非没有试水市场的魄力，只是形势各异，应对不同而已。

　　中国足球欠债太多，批判与质疑，已经成为了众多人的首选态度。但是事物绝不是对与错的简单二元对立，全盘否定无异于因噎废食。在持续不断的批判与质疑之中，韦迪已经逐渐显现出世故和油滑。如果这样的方式继续下去，我们会不会扼杀了一个真正的人才？鲁迅先生说，中国缺乏天才成长的土壤。有时候，鼓励，甚至仅仅是观望，也要比批判珍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