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结束的柏林电影节上,《图雅的婚事》(以下简称《图雅》)获得了金熊奖,导演王全安成为继张艺谋、谢飞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锻佳拧肥峭跞驳牡谌康缬埃傲讲渴2000年的《月蚀》和2004年的《惊蛰》。
记者见到王全安时,他刚从西安回来。王全安烟瘾很大,一枝接着一枝,不过思路清晰。在采访过程中,他反复提到自己的电影要表达的是生活的常态。很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一个导演对原始创作的冲动,但他也有些焦灼,这种焦灼来自于对某种游戏规则的思考。
中国电影还有实力
《国际先驱导报》:这次柏林电影节上,有斯蒂文·索德伯格的《德国好人》 、罗伯特·德尼罗执导的《牧羊人》,可以说都是很有分量的影片。你觉得《图雅》能胜出的原因在哪里?
王全安:主要是中国电影还有实力。欧洲电影节之所以在世界上这么有影响力,很大原因是它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比较公平,虽然有好莱坞的大导演、大明星,但依然能把我们放在平等的平台上来看待。另外《图雅》表达的主题跟电影节的主题比较贴近,把人类在全球一体化与个人化间的冲突更贴切地展现了。
《国际先驱导报》:你好像对女性题材、农村题材比较关注。
王全安:其实我的电影是个人的一种愿望,首先我要讲一个好故事,不能游离这些东西。这三部电影相对来说完成了比较好的空间转换,讲述了普通人是怎么感觉环境变化的:《月蚀》讲城市,我们有钱了,生活就意味着不安全感,意味着变化;而《惊蛰》是讲农村,农民不得不离开农村到城市,那么城市对他意味着什么,一定造成了变化;而《图雅》是到了更远的山区。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真正付出代价的还是农民,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更代表绝大多数的中国。北京就很有意思,很多时候能看到马车,这完全是两个时空,你就能意识到这个东西其实离你很近。
不用先谈“东方特点”了
《国际先驱导报》:这次《图雅》获奖,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全安:得奖后,电影节主席最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把这个奖给你这样的人,是想让别的中国导演知道,以后好好拍电影就够了,只要电影拍好了,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过去我们在国外获奖,就老有人说,这个电影表现了中国的现实生活。乍一听是表扬,其实不是。我们的艺术在哪里?拍了一点生活你就满足了?
颁奖的时候德国最大电视台一个很有思想的记者问我,“我以前喜欢中国电影是因为是东方的,非常别致,跟我们的不一样。但是看这个电影,我忘了是在看中国电影,我为电影中人物的命运起伏而激动。中国电影失去了东方特点,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我当时是太高兴了,我终于不用先跟老外谈东方特点,我们终于可以谈关于生存、灵魂、永恒这些重要的问题了。
我们无法拒绝快乐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说:缺了张艺谋,还有贾樟柯,看来现在还要加上一个王全安。但也有人说,王全安拍艺术电影是冲着国外电影节去的。你怎么看?
王全安:我有一个时间表,跟得不得奖没关系,一旦得奖变成了材料的运作、揣摩,那电影节就背离了我,如果这么弄下去,我可能就不喜欢电影了。过去艺术片的出路是去电影节,但有些信誓旦旦的东西在电影节是束手无策的,我为什么不去拍地下电影,我得跟各种强势保持距离啊。电影节也是强势,到了那你就魂飞魄散了,它也在梳理你,过滤你。
你必须把电影拍好看了,要有功夫。当思想家很容易,但是回到电影本身,你会顿时发现自己的无力,它需要牵涉到技术等基本的东西,也恰恰是最难的东西。所以我要说,那我们回到电影吧!电影是好的东西,电影最根本的是传达快乐,只有快乐才能传播,我们可以拒绝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无法拒绝快乐。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也不必敌视电影节,中国电影就是通过三大电影节,才被世界所接受。其实这个责任并不在电影节,是在我们,在于我们应该给电影节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要有个人的尊严和视角
《国际先驱导报》:以后会不会像张艺谋一样转型去拍商业片?
王全安:张艺谋的影响力来自于艺术片的积累,这不是来自于商业片。商业片有另外一套学问,而且要求一点不少,专业素质上可能更高。我觉得我拍不好商业片,我没有经过这种训练,我也不是特别喜爱那种模式,也没有这种愿望。我倒是有愿望把我的电影拍得更精彩,更吸引人,更绘声绘色一点,吸引更多的人来看,这可能也是一种商业性吧。
《国际先驱导报》:你感觉现在第六代导演进入主流了吗?
王全安:从先锋,到成熟,再到主流,这是自然的进程。你如果该到主流的时候你不在主流,那怎么办?第六代现在是刚接近主流,表达有了点力量,但不是成熟,只是个开始,还得要有三五年的发展。
一群人只发出一个声音是有问题的,那样大家可能都走到强权一边去了。最好的艺术应该是个人视角,有它的价值、尊严。第六代找到了个人视角,个人表达在慢慢取得地位,有了一种可能性。不管哪一代人,他都是环中的一环。(记者刘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