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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均衡：中国政策新走向 文.秦朔 
这几年，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抒情歌曲无疑是《走进新时代》。我们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开始面临许多新问题、新头绪。中国社会的进步正在遭遇新的矛盾和约束，无论是发展资源方面的，利益分配方面的，制度规则方面的，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为了突破约束，必须寻找新的动力。 经过80年代的逐步探索，90年代的高歌猛进和治理整顿，中国经济正在一个大的调整期里寻求新发展。借用一些经济学家的判断，中国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到1993年是“双赢阶段”，所有社会群体都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区别只在于实惠的多少不同；从1994年左右开始是“零和游戏阶段”，即一部份社会群体的获益和另一部份群体的受害，同时发生。其显著表现是失业问题的恶化和日益增加的分配不公。 这样的划分也许太过绝对，因为很多现实的“果”和过去的“因”是连在一起的。但问题本身却不容回避：在“改革与发展”的背景下，不少社会不公正现象发生着，并已开始危害改革的民意基础。从愈演愈烈的官员腐败，到资本积累的不择手段；从官商勾结的“权力经济”，到国有资产的化公为私；从社会分配的悬殊，到部份百姓的生计维艰……问题带来相应的民怨，而民怨积累到一定地步，就会触发社会的动荡与�；�。 改革发展必须和社会公正原则相结合。这事关国家稳定之大局，亦关乎改革自身之走向。重建民众心理的均衡，重建经济发展的秩序，重建社会分配的公正，也就成为近年中国政策的新走向。 哪里是腐败的前沿？ 中央反腐败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地方反，军队也反。7月，原解放军某部高级军官因贪污腐败已被中央纪委正式“两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其“贪污公款、受贿和渎职”涉及1250万美元。据说，这名高级军官涉嫌经济犯罪所涉的款项主要有：私自挪用某部下属公司违纪炒股；收受走私分子贿赂365万美元；用自己的司机在香港及海外为自己敛财。除此之外，这名高级军官还涉及多项银行贷款无法收回，成为呆坏账等问题。 军队高级干部的腐败很少见诸报端。这件案的查处和曝光，应该视为军队反腐工作的一次突破。自1998年夏天中央决定军办企业和部队脱钩后，军方在地方的许多经营特权已被大大削弱，而其插手走私等等问题则开始浮出水面。 地方的反腐败工作，近年的势头更为猛烈。如果说过去是“抓一个，教育一批”，多是“点的突破”，现在则是“一抓一批”，“一抓一片”，是“面的攻坚”。而且“一抓到底”，毫不手软。湛江走私案如是，厦门远华案如是。近期，深圳某市领导被拘留接受调查，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消息说，他的非法收入，将创下新的“官员腐败金额记录”。 这么多大案出现在经济特区和沿�？懦鞘�，以致有评论称“沿海是腐败的前沿”。改革前沿与走私前沿，开放前沿与腐败前沿，其间当然不能划等号，但至少说明，这些地方的经济繁荣和资本积累，远不是那么乾净。 在官员腐败方面，那些穷地方其实并不比特区落后多少。江西的胡长清是一例，湖北的孟庆平是一例，而成克杰带头的“广西现象”更说明，穷的地方也有贪官。以三峡工程为例，目前审计出来的违法挪用资金便超过10亿元人民币。专家指出，中央每年支持地方建设的低息贷款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支出扶贫款100多亿元，但分别产生效益或到穷人手里的，各自不到80%和60%。所以说，比较沿海和内地官员的腐败，很难说“谁是前沿”，“谁的腐败基础更好”，只能说“各有所长”罢了。 如果说高层官员的腐败与敛财，对于平民百姓的伤害还并不那么直接的话，某些地方基层官员的行为，就更让人愤慨。部份地方官员无心服务百姓，却热衷于和“大款”、“情妇”乃至地方恶势力混在一起，邪气压倒正气。 最近披露的渖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案，令人不能不震惊，这样一个与多起命案牵连、横霸一方、民怨如沸的私企老板，竟长期无人敢动能动，还当上渖阳市人大代表，和其所在地方的官员难道没有什么关系吗？前几年，广东某县境内修国道，县委常委们是在“包工头”主持下开会的，讨论的结果是“谁也别吃独食”，每人分5公里干干，走“共同富�！敝�。不少有良知的干部感叹，现在，在一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里，当清官要大大难于当贪官。你不想同流合污，硬要当“清流”的话，其他人会集体把你拖下水。更险恶的是，你要还不识相、“屡教不改”的话，他们甚至会买凶把你干掉。朱镕基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讲，我退休后，要是老百姓说这是个清官，不是个贪官，我就很满意了。总理是深知民情也深知官情的。 腐败可以赎买吗？ 近期以来，中央在打击官员腐败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和坚决措施，显示中央已经把腐败看成危害执政党基础的严峻问题来对待，决不会听之任之，更不会“不算旧账”。官员腐败的代价正越来越高。一时的“捞一把”，可能毁掉一生，遗恨全家。打击腐败，已成为当前缓解民怨、重建社会大众心理均衡状态的重要手段。 江泽民总书记今年在中纪委会议上讲，“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中发生的违纪违法事件越要严肃查处”，“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份就给什么处份，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否则，腐败之风刹不住，也难以服众�！贝擞镌俅沃っ髦泄膊扯愿苷卟灰啦蝗牡难险��！胺凇本褪侨萌嗣翊笾谛欧�，人民大众能够允许腐败者“赎买自己”吗？ 近年来的许多反腐迹象已经表明，中国的反腐败将是一个长期的严肃过程，不是“走过场”，不是儿戏。只要共产党一天还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就不会对腐败采取“赎买”政策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态度，而是“不容腐败藏身”，“新账旧账一起算”。成克杰一审判处死刑，对那些还抱有豁免幻想的腐败官员再次敲了重重的一记警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亦再次昭告民众与世界。反腐败一时的触动会大一些，但长期收益无限：凝聚民气，利于稳定，建设清廉的政府运作体系，降低投资和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保卫社会公正。 近日，湖南省纪委、省监察厅推出一项规定：今年10月1日以后，党政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按规定登记、上交的，一律以贪污论处�？疃畈宦�1000元的，给予教育批评，责令写出检讨，记入廉政档案�？疃钤�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份；款额在2000元以上(含2000元)的，一律先行免职，再给予党纪、政纪处份。这样的信号，相信不少地方也都会陆续出来。要真正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党、政府和群众之间应该是“鱼水关系”。而腐败之恶，不仅在于一部份官员“罪恶的原始积累”，更在于它破坏了“鱼水”间的均衡，使共产党在群众中的信任基础受到动摇。在中国重建社会均衡的过程中，过去的“畸形”和“失衡”一定要逐步校正过来。无论他们过去多么风光，高枕无忧，腐败者的命运注定将是悲惨的。除非侥幸逃脱，但终身心惊肉跳，或远走高飞销声匿迹，否则，“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 由于中央铁腕的反腐败政策，加上越来越严密的制度监管、政务日趋透明化以及官员本身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弱化，事实上，中国官员的腐败高潮已开始大大回落。一个清算腐败者的高潮期倒是正在来临。 重建发展秩序 由于深受前一个时代的“斗争哲学”之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哲学”理所当然成为80、90年代中国的选择。改革与发展是我们时代最闪亮的名词。为了发展，中央不断向地方放权，地方的发展积极性、经济实力和向中央的“说话权”与日俱增。从大方向来说，这种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无疑是对的，但在制度建设没有相应跟上的前提下，不少地方的发展很可能演变成一种无论经济和社会代价都很高昂的“畸形的发展”。这种发展观的实质就是：经济目标(产值目标)永远排第一，为了经济发展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发展观和地方官员追求任期政绩的强烈冲动相结合，造成中国经济中发展和秩序的不对称、不均衡。发展超前，秩序滞后；“发展”成了一种更受欢迎、官员更爱听、比“秩序”二字优越得多的“话语权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地方“繁荣娼盛”的“发展”，走私经济肆无忌惮的“发展”，假冒伪劣横行却有地方�；さ摹胺⒄埂�，坑蒙拐骗丝毫不讲信用的“发展”，逃避银行债务招数叠出的“发展”，名目翻新的“圈钱游戏”的“发展”，严重牺牲环境资源的“发展”，为求政绩硬堆出来的“长官项目”和“吹牛经济”的“发展”，大量挤占耕地、非法出让土地的“发展”，挪用政府专项资金炒股盖办公楼的“发展”，各个部门争相设法收费敛财的“发展”，透支国家信用的所谓“窗口公司”的“发展”……这些“成果”，不但不是人民心目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在阻碍真正的社会发展。以为播下的是“龙种”，实际收获的是“跳蚤”。 广东、福建在发展中的问题这两年已陆续暴露。就是江苏，大名鼎鼎的“苏南模式”现在也备受质疑。以“干部经济”、“政绩经济”和“对地方第一把手的个人崇拜”为重要特点的“苏南模式”，几年前已经困难重重。由于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债太多、官员太多，从而造成普通百姓家底不实，相对贫困。很多乡镇所办企业都亏损累累，资不抵债。一位学者指出，苏南一些企业的领导做人、做事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一边讨好上面、一边收获个人利益上。搞企业是为了捞政绩、谋位子。为了争取“发展”，拍脑袋上项目，搞假合资假引资，夸大产值，乱吹牛皮，都成为当地的“时髦”。至于不顾地方财力、大兴土木、互相攀比、大作表面文章的城市建设，更给各地留下许多难卸的包袱。 所有这些不义之富或短期行为造成的“发展繁荣”不可能持久(想想许多地方积压的房地产和废墟般的开发区吧)，相反会成为后续发展的障碍，甚至经济社会�；那痹谟找�(想想各地那些高息揽存行为的后果吧，在广东恩平，老百姓竟抬着棺材找政府要钱)。90年代中期以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重建宏观上的调控体系，成为中央政策的一个显著走向。从分税制的推行，到加强金融、工商、海关的垂直管理，都是明证。中央要求更多的“话事权”，表明其对过去那种“(计划经济)笼子已破，(各地诸侯)群鸟乱飞”的发展态势不再满意，开始调整。事实上，各地“乱飞”的很多苦果还是要中央背起来，中央给地方“擦屁股”，救急。当中央财力严重不足时，也不可能为那么多地方伸过来的屁股擦来擦去。 除了在经济政策上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关系，作为执政党，干部的调整也是一种对地方施加影响的有力手段。在近年的中国政坛上，一些地方“封疆大吏”的更换和接踵而至的反腐地震，是颇有对应关系的。 从向地方倾斜到重建中央政府权威，在中央和地方间的这一新均衡建立之后，中央才有可能再向某些地方倾斜，如西部，从而解决地方和地方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中国近年重建经济和社会均衡的举措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和环境�；ぶ涞木�(清理污染，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对外开放和搞好国企之间的均衡(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1995年就超过45%，外资成为中国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增加的重要来源，政策上也不得不在外需拉动增长的压力下不断让步。但同时，中央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努力一直在持续，近期起色明显)。而在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方面，寻求人大这一“中国式的议会”和政府间的均衡，则是一个显著的新突破。以广东省为例，人大近日已经通过了《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该规定界定了11类应当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并由它作出相应决议、决定的重大事项，以及17类应当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常委会可以提出意见、建议的重大事项。其出台背景正是要“监督政府行为”，不能听任公用事业收费政府说涨就涨，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处理的“灰箱操作”，和社会重要事项决策由于缺乏民主、科学程序和必要监督屡屡造成重大失误和损失。人大倘若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对节制政府官员的“全能主义倾向”，促使高效清廉的“有限政府”的产生，无疑会有重要作用。 国际关系中的均衡观 在美国超强、多极并存的国际环境中，经历了近年来和美国忽而夥伴相称、忽而怒目而视的恩恩怨怨，中国对美国的认识，恐怕不会再走那么多极端和弯路。近期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深度交往，以及双方在反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计划等方面的诸多共识，显现出中国在国际关系舞台上，试图拥有更多和美国周旋的筹码，实现中美之间的更多均衡。 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性的政策选择，既不反美，亦不崇美，而是认真准备好自己手里的牌。中国的对美政策，多了清醒，少了幻想。 正像南京大学的中美问题专家时殷弘描述的，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的未来世界图景极其偏狭，就是欠发达世界将以其毁灭性武器扩散、大规模内乱、人口爆炸、难民和移民巨潮、赤贫、瘟疫、生态污染和崩溃等等，去威胁甚或毁坏西方的安全、繁荣、种族、文化凝聚以及道德自信和良心安宁。从历史上看，美国缺乏真正容纳非西方强国的经历，对数百年的西方支配性优势习以为常。加上冷战胜利引起的陶醉，其“权力的傲慢”更是变本加厉。与此同时，冷战的终结，使“中国抗衡苏联霸权的价值下降，接着消失了”，中国“由地缘政治中的夥伴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氨本┱畏绮ā焙�，美国主流传媒鼓吹的是“中国垮台论”，认为共产党很快就要垮台。到中国不但不垮、发展还挺快后，“中国威胁论”又甚嚣尘上。美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分野，使得任何对中美关系的过份乐观都是奢望。但是，不乐观并不等于不去争取一个更好的结果，更不等于放弃努力。时殷弘指出，由于美国是当今及今后长时期内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因而争取同美国有较好的关系是中国必然做出的选择。要尽可能创造条件，争取美国公众及其民选代表对华认识和态度的逐渐改善�！爸泄灾忻拦叵狄心托�，沉得住气，至少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尽可能不同美国对抗，更不去当头，不去全面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要敢于并善于作出必要的妥协。力戒在受困心理或富强感的刺激下，形成狭隘和偏激的极端民族主义潮流，那会非常消极地影响中国的眼前和长远利益。但另一方面，中国完全应当在根本问题上坚持原则，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并做好为此抗争的充分精神准备。一个在自身核心利益问题上懦弱的中国不可能得到美国的尊重，反而会使之得寸进尺�！� 认识的深化，促成政策的调整�？梢栽ぱ�，中俄关系的密切，会帮助双方都找到更多与美国对话的“资本”，以及更大的对美政策的弹性。美国对中、俄的强势在一定程度上将会被削弱。 “重建均衡”背后的辩证法 中国当前政策中重建均衡的新走向，不是对过去发展的否定，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符合可持续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人民更加拥护的新发展。富而思进，共同富裕，更好进步，这是根本目的。 重建均衡，不是走向“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是一个在动态发展中实现的过程。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不是要拉住东部的发展步伐，而是要通过西部更快地开发。在此过程中，东部还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从长远角度看，重建均衡，要逐渐从政策范畴走向制度范畴。从湛江到厦门的走私腐败大案，如果不是最高当局断然派员介入，靠下面地方查、省里查、自己查，要解决问题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恰恰说明，现有的监督环境和司法制度极不健全。光靠政策去解决问题，能收一时之效，难收长远和根本之效。 真正持久的社会均衡，还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达、崇尚法治、人民享有充份的民主自由权利、政府以民为本等基础之上。要牢固建立这些基础，我们需要优化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深化政经的改革。均衡的重建，肯定要打破许多既有的利益格局和习惯的制度格局，因此是需要足够勇气的。 后记： 身在美国而心在中国，想中国，看中国，就有了这样一篇表面和美国无关的文字。其实，也不是全无联系。我跟一位在美国人的公司干了21年的台湾移民聊天，他说，美国之富，不在大都会之富，而在于乡村和农场也很富有。美国之发达，在于连很多小镇都有很高的工业水平，不少跨国公司的总部都在小镇上�！岸健泵拦艹晌澜绲摹氨こА�，就因为那些小镇的工厂里都可以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武器。在美国旅游，从东到西，深感其各地的经济水平和社会环境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各地之间更多是特色上的差异，而非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美国当然有贫富分化，但人与人的发展机会基本是平等的。而且这里的所谓“穷人”大多数有车(40%的穷人家庭还有两部车)，有房(大部份是独立式的)，有社会保障，所以贫富矛盾远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尖锐。美国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的社会福利待遇很完善，公共汽车的车门都可以升降，以供残疾人的车子进入。总的感觉，这是一个“匀态分布”的均衡社会。微软太突出了，政府还要把它分解掉。至于美国其它方面的均衡，如政党政治的均衡，政府权力的均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均衡，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如传媒，大学，社团)的均衡，世俗社会与宗教力量的均衡，经济发展和环境�；さ木�，也各有道理和作用。方方面面的均衡结合在一起，使整个国家总体上很稳定，稳中求进。比较起来，我一直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在国际问题上却很缺乏均衡感，有时那么无知又霸道。 对中国来说，发展无疑仍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但均衡，正在引起从上到下越来越多的重视。追求均衡的发展，发展的均衡，我们将来也许会少点弯路和社会冲突。中央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在强调均衡，这是极富远见和深意的。 摘自《南风窗》20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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