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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舒展 2001年初，百花社出版了陈明远著的《文化人与钱》，这本书融学术价值与文人生活情趣于一炉，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证现代文人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背景，运用统计、归纳、比较，分析文人的金钱收支和当时生活费用的实际善，从而论证经济来源、生活方式，决定人的思想意识这一铁的规律。 此书提到中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金岳霖，在他青年（28岁）时，即1922年12月4-5日发表的《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一文。他说： 第一、希望知识者能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势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第二，他希望知识者不要做官（笔者按：中国古代士即仕者，伙矣！像嵇康、蒲松龄那样无意作官的文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第三、不要成为商业的驯服工具或金钱的奴隶。第四、知识者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形成团队。笔者认为，当时文人的结社自由，其社会影响极具震撼力，比如雨丝社，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造就了多少大师俊才和出版了多少不朽之作。 金岳霖还认为：“有这么一群人去监督政治，才大有力量，大有进步。以这些优秀分子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岁（该书引自谢冰《逝去的年代》第50页、第190页）。那时各派系军阀和蒋介石政权，最怕的是文人群体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另据《1919年北大教职员工薪金册》所载：陈独秀任教授月薪300银洋（约合人民币1.5万元），胡，适任文学教授月薪200银洋（约合人民币1万元），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洋（约合人民币6000元），马寅初任教9课时，月薪280银洋（约合人民币1.4万元），周作人任北大教授月薪银洋240元；鲁迅在教育部供职（因规定公务员不可兼专职教授，只能兼任讲师），每月收入总共有银洋300元。 当时，市场波动情况，可以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11-1920年大米每斤3、4分钱；猪肉每斤1角2分钱；到1926-1930年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北京的生活水准，20年代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正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笔者记得鲁迅还说过：“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奉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全集》第3卷第420页）。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三十年代的山东大学（设于青岛），教授们都有自己的单幢小楼。 20年代在北京较为富裕的知识层，全家每月必需的生活费（合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而教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合今人民币1万至2万元）。这些史实，充分说明金岳霖的主张何等鞭辟入里，独具慧眼。只有不依赖任何势力，有了自己的独立经济收入，才谈得上独立人格，独立思考，思想、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但是，另据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2001年刊登的《教授贬什为哪般》一文，发人深��！文章透露，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导师不久前这样对自己的学生说：“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北收叩�，南大的这位教授，如果是在1957年，他头上准会从天外飞来一顶帽子：“右派”！而《瞭望》敢于发表此语则会上纲为“散布右派言论”。甚至会给作者定上“今不如昔论”的“罪名”。 文章还援引了北京大学敢说真话的著名学者季羡林的话说：“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大学谋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笨杉澳瞎壬比战ピ龆嗔�。 现在的大学、大企业和大的报业集团，都是按官职套级的；诸如副部级、司局级之类。稍有名气的大学多在拼命增加教授的数量，一些院系甚至提出“告别讲师”的奋斗目标。有的地方趁大学合并之机一次评出40多个博导，这使人想起大跃进时期全民炼钢的虚夸风。江苏省某高校在申报博士生导师的名单中甚至包括了该校的“膳食科长”。而确有真才实学，又有有分量的著作，在高校却评不上“正高”，你想尽快评上职称吗？必须从政，有了行政职务就有了“学术”，就可以占有科研经费，出版专著也可以找人代笔。很多人把这条邪道儿，美其名曰“曲线提升”。笔者记得，八十年代中期，职称相当吃香时，许多党政干部都申报了高级政工师和高级经济师。 眼下拉关系、送礼，在职称评审中，已成为时尚。有位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的某高校教务处处长私下里说，他们学校成为博士点的某个专业“是花了20万元买来的”。呜呼——！任何深得民心的重大举措，一旦侵入了腐败病毒，好事立即变味儿——不是悲酸，就是恶臭！ 同期的《瞭望》周刊还刊登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已由1998年的第24位降到31位。报告说，清华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在调查两个工科系后认为，这同中国当前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有关，其中教师的教学质量下滑是一个关键因素。 我看，各行各业的“正高”也都出现贬值现象，因为评审权下放，由原来的“全国粮票”变成了现在的“地方粮票”，发行太滥，加上暗箱操作，拉拉扯扯，官官相护，教授当然就不值钱了。比如“一级作家”、“一级编剧”，几乎成为一个嘲笑文人的贬义词。许多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压根对这些“一级”不屑一顾。最近中科院决定，今后取消职称评定。职称啊职称，你由高峰到低谷、是谁造成这么个物极必反的报应！ 我想根本问题在于官本位体制�！白鹬刂�，尊重人才”？口号也，喊喊而已；“升官就有一切”！实惠也，竞相追逐！巨贪胡长清有句名言：“当上副省长后，就好像小猫进了牛圈。天马行空，来去自由”！然而，评上了教授又如何？住房多少米？您不知道福利分房早已宣告停止了吗？您自己花钱买去吧！ 五四先贤们有言：大学大学，是凝聚众多大师的所在，是培植俊才大师的沃土。如果膳食科长也当教授，那干脆，把大学改名为“厨师培训班”得了！ 知识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居然呈现出贬值的怪现状。掌握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是“决定政策的人们”（毛泽东语——《毛选》1102页）。他们可以使社会上本来已经不正的某些风气，像比萨斜塔似的更加向一边倾倒。想想1957年夏季之后的20年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20多年，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鲜明对比吧。 重仕轻士，不会不受到历史的惩罚。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律。9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着“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口号；当时冰心老人尖锐地提问道“无士则如何？”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2001.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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