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可称为盛世的现代化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大局所在，是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为了真正洞见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了解中国共产党破解了哪些历史与现实难题，我们应当把它放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去，把握以下三个参照系，层层深入地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A第一个参照系：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三大阶段之比较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不仅根本扭转了中间一段低潮时期的社会经济停滞状态，而且也从总体上继承并超越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伟大探索——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大体上可划分为三大阶段：“新中国建立初期头8年——曲折发展22年——改革开放20多年”，总的来看是一条“高——低——更高”的螺旋曲线，最终迎来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其中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化起飞初始阶段，90年代是中国现代化起飞的加速阶段，也是关键时期、黄金时代。改革开放20多年与曲折发展的22年相比，无疑是带根本性的历史转折和历史进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变，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根本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重新起步；二是实现了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体制，解决了苏联东欧未能解决的历史性难题；三是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明的建设目标与显著特色；四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了日益高度重视与大力加强；五是九亿农民走上了联产承包制的共同富裕之路，两千多万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辟了一条中国工业化与农村社会化的新道路；六是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焕发生机并成为世界上居第六位的外贸大国，进出口额已占国内生产总值45%左右，成为开放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七是文化教育走向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八是中国社会生产力正在发生从传统型到现代型的变化，国民经济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持续发展；九是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迅速上升到世界第六位；十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改革不仅是体制转换的革命，而且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是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革命——或许这就是“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深意所在吧？改革开放20多年同新中国建立初期头8年相比，同是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黄金时代，但不仅持续发展的时间更长了，而且质上更高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和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解决了一系列历史遗留的大问题，回答了人们关心的许多现实重大问题，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了全面的质上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根本突破苏联僵化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方向更加明确了；二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更明确、更全面、更系统了，从“国家工业化＋农业近代化”，发展到四个现代化，乃至全面整体系统的现代化；三是指导思想上有重大的继承发展，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展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同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实践相结合，而且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四是体制现代化的总体框架更加明确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实质上是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建国大纲，以新民主主义经济为主体，加上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精神文明为两翼，进行体制建构的，但当时根本未能形成“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改革开放到了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概念，并以此为主体，加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精神文明为两翼，作为新型体制的总体框架；五是对外开放更大胆、更全面了，从当时条件下“一边倒”式的局部开放，发展为新形势下的全面开放，沿海沿江沿边沿路全面开放；六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持续性大大增强，中国经济以每年9%的增长速度，已保持20多年的持续发展，而且可望这种持续发展不断出现新局面，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不仅根本扭转了中间一段低潮时期的社会经济停滞状态，而且也从总体上继承并超越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伟大探索——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B第二个参照系：中国近代160多年来比较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社会安定统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黄金时代。
第二个参照系是近代160多年来中国发展道路的对比，尤其是跟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上百年的发展史对比，改革开放的新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也是近代160多年来的发展之巅。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10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国耻史，是一部内忧外患、备受煎熬的中华民族磨难史，也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奋起反抗的民族斗争史、阶级斗争史。
在这100余年间，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之前的这段历史机遇，大体上是1920年—1936年这16年间。有些中外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中国民族资本、民族工业、民族经济发展的“黄金季节”。但即使如此，也只维持了十来年，就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所打断，“黄金季节”成了“昙花一现”。这16年是近代100余年间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日本入侵后则因战乱而使中国经济走向衰弱。从这一意义上，可以把这段时间称为旧中国民族资本、民族经济的“黄金季节”。
无论从发展的速度、持续的时间、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旧中国的“黄金季节”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都是很难相提并论的。
因而可以进一步讲，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仅是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黄金时代”，更是近代中国160多年来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黄金时代”。
C第三个参照系：和“文景”、“贞观”、“康乾”三大盛世比较
中国秦汉以来上下两千余年间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这三大盛世的对比，足以说明改革开放使中国走进五千年文明史中发展最好的鼎盛时期，是大变革、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讲到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上的高峰时期，人们往往首先瞩目于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清朝中叶的“康乾盛世”。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增长较快；多民族国家政治局面的统一稳定；科技文化繁荣昌盛；国际交往领先一时。这三大盛世的历史辉煌、历史成就、历史经验，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政治智慧、哲学智慧，是民族智慧在历史实践中的体现，也是封建社会中所能达到的辉煌顶点。然而，这三大盛世却都有两个不可逾越的根本局限：第一，它们虽然分别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中期、晚期，把有中国历史特色的封建经济、君主专制、封建文化发展到极致之点，却是“有增长、无发展”，只有社会经济的恢复和量的扩张，却没有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革命，没有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变革(当然，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不应苛求)；第二，由于缺少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革命，因而经济增长的速度，实际是相当有限的，不能说得过于理想化。
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增长率，已经持续发展了20多年，还可望再持续10年、20年，从而基本上实现生产力的革命和现代化的起飞，实现走向现代化这个跨越世纪、跨越千年的时代课题。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将代表21世纪的世界新型文明主潮。因而，无论就社会经济发展的质而言，还是量而言，这三大盛世都难以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创新相比。
站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回首中国历史发展的九曲黄河，纵观上述三大盛世，我们的确应当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国现代化起飞，在不很长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近代发达国家二三百年走过的历史道路。因而，在一段时期内，矛盾集中、问题集中、困难集中，几乎是在所难免的，怎能用“太平盛世”的一般标准，来简单化地衡量呢？
“仙人执玉尺，量君多少才”。我们如果把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放到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发展长河中，那么，我们既可以发现这三代领导集体之间的一脉相承性，又可以发现他们每一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性。
综观50多年来的这一多彩的历史画卷，我们确信这样一条不可动摇的历史大道：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使中国站起来了，一个独立自主、社会主义的中国开始出现在世界东方；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使中国富起来了，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告别贫困，奔向小康；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使中国强大起来了，在邓小平理论旗帜指导下，在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必将实现中华文明的综合创新与现代复兴。
(来源：《北京日报》2002年11月11日《理论周刊》，作者：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东，原题：《中国共产党怎样破解了历史与现实难题》，略有删节。)
